当时正赶上伤痕文学受全世界的关注

2019-01-03 作者:admin   |   浏览(194)

  ]我当初说不喜欢鲁迅,主要是因为他的杂文,《野草》除外。我说过我对文学有三恨第一恨是曹雪芹的“红楼”未完,第二恨是鲁迅的《野草》太少,第三恨是孔夫子“删诗”太多。

  采访王鼎钧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下午。作为台湾散文名家,90岁的王鼎钧近年来在大陆声誉日隆。今年3月,王鼎钧新书《书滋味》在内地出版,腾讯文化作者借机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了专访。

  5月15日,腾讯文化作者来到王鼎钧位于纽约皇后区的家里。这是一个幽静的社区,高大的枫树掩映着一座座独栋的房子,午后人迹稀少。这里距纽约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不远,生活方便,王鼎钧自退休后就和夫人住在这里。

  房子不算大,上下两层,呈狭长型。楼梯口醒目处放有一只白色书架,一层是各个版本《圣经》,一层是《辞海》、《辞源》、《中正形音义综合大字典》等工具书。当年王鼎钧从台湾移民美国,带出来的书不多,也没有一间像样的书房,但就是在这栋房子里,他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王鼎钧曾说,自己可能是纽约唯一靠中文写作维生的作家。他多次说,作家想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只要能降低物欲,过简朴的生活。

  不一会儿,穿着蓝色薄绒衣的王鼎钧扶着栏杆,缓步走下楼来,向我们笑着一拱手。他的腰背依然挺直,笑声爽朗,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坚持请作者和同行的女作家柳营坐在沙发上舒适的位置,然后搬来两把椅子,安排自己和老友宣树铮教授并排端坐这次采访是由宣教授牵线。宣教授是美国北京大学笔会会长,曾任纽约华文月刊《彼岸》主编,是本地华人文学圈的核心人物之一。采访过程中,王鼎钧不时笑着要老友“讲评”几句。

  熟悉王鼎钧的读者都知道,他的一生经历曲折。他1925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县兰陵镇一个耕读之家,少年时经历抗战,打过游击,1942年入读李仙洲将军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等地。1945年,王鼎钧弃学从军,随宪兵团接收东北,再转入后勤机关,辗转天津、河北、上海,天津战役中还当过解放军的俘虏。

  1949年,王鼎钧随后勤单位撤退台湾,5月,台湾宣布戒严。王鼎钧在高压统治下为报纸副刊撰稿,并先后担任“中国广播公司”和“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组长、《中国时报》副刊主编等职。他在台湾的三十年,亦是冷战的三十年,支起特务组织大网,强化意识形态控制,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因为有过解放军战俘经历,又拒绝加入的情报组织,当局对王鼎钧极不信任,长期对其跟踪监视。1978年,美国西东大学邀请王鼎钧担任双语教材主编。他就此移民美国,远离了台湾“文学江湖”的纷争。

  1992年,年近七十的王鼎钧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将自己的前半生写成回忆录,历时17年才全部付梓。回忆录共分四卷:《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讲述了他在抗战、流亡、内战、台湾戒严时期的经历与周遭人事。王鼎钧说,写作回忆录四部曲,他是用了“等了一辈子的自由”。他用超越私人恩怨与党派立场的超然,用同情理解之心与沉郁的笔调,写尽了二十世纪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支撑王鼎钧一生的重要支柱是文学。新书《书滋味》的一大看点,是发现王鼎钧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从少年时代读到冰心、沈从文等人的文字后,王鼎钧做起了作家梦。1946年随军到沈阳时,他发现一套日本人留下的中国当代文学选集,视为珍宝,到处找地方藏书,一有时间便贪婪阅读。当时左翼文学乃新文学主流,文选中也多是左翼作家作品,他从中获得了最早的新文学启蒙。后来,他写下了这段“左翼文学熏陶纪事”,细细记述自己最早对左翼文学的印象、对一众名家的接受与反思,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对文学根本价值的深层思考。

  他坦言,自己不喜欢鲁迅,认为鲁迅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在他看来,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根据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作为左翼文学思潮的亲历者,王鼎钧深知其影响与威力;对于文学与革命历史的复杂纠葛,他目光如炬,能发人之所未见。今天听王鼎钧讲述左翼文学的发展及影响,有不一样的收获。

  王鼎钧一生经历二十世纪的所有文学思潮,《书滋味》中的读书随笔涵盖几十年作品,可看作一份珍贵的文学记录。他移民美国后,大陆伤痕文学开始起步,当时两岸文学交流依旧受阻,王鼎钧积极向台湾同行介绍大陆新作品,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和王鼎钧聊读书,不仅是一个了解其思想与学习历程的契机,也是回到两岸中国文学现场的一个好机会。

  腾讯文化:从你在内地出版的新书《书滋味》谈起吧。书中收录的文章多为评论随笔与读书心得,它们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你写它们的宗旨是什么?

  王鼎钧:文章有滋味,因为人生有滋味。文学是反映人生的,我们常说人生有酸甜苦辣,甚至于是百味杂陈。一个作家就像一个厨子,一个作品就是他做的一道菜。因为厨子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菜不一样。炒菜是艺术,因为不但他跟别人炒得不一样,他自己都不能每次炒得一样。但是罐头就不一样了,罐头的滋味都一样。我们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以后,文学变成罐头工厂,这是一段很不幸的经验,现在好在已经过去了。

  同样是厨子,做的菜又分系,比如江浙菜、川湘菜。川湘菜有共同点,和江浙菜有很大的区别。同样是江浙菜,每个江浙菜厨师做的都不同,但是做江浙菜的厨师都有共同点,跟川湘菜厨师不同。所以我1978年来到美国以后,就想办法读大陆的作品。当时正赶上伤痕文学受全世界的关注,很蓬勃。我发现它跟台湾文学是两个菜系,我没吃过。我一方面拼命地吃,一方面介绍给台湾的同行,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道菜,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写了很多。现在收进《书滋味》的,是很少的几篇。

  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够完全从文学看文学。受先贤的影响,我总喜欢扯上社会、历史、政治,这样有很多文章就不能让大陆看见。它们后来都不知哪里去了。比如我介绍了柯云路的长篇《夜与昼》,很厚的一本书,是1987年出版的。我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一个主题,就是他写了政府的腐败,里面还有一个将军,这是别人不敢碰的。从柯云路这本书里窥探大陆社会,我们会发现,政党已经逐渐世俗化了。当时天主教和佛教都在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是减少它神圣的一面,不是强调奉献,不是强调牺牲,不是我为人人,而是人人为我,潮流一旦形成,世局将有很大的变化,我在1987年就仿佛看到了。

  我们在台湾,都以为中国语言的优美、生动、人情味已经断了,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文革”大字报,都是革命的那种语言。但我们读了阿城,想法就变了阿城是那么年轻,他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居然还能保持中国文学语言的传统本色。我们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信心。

  在纽约,我首先向台湾介绍《红高粱》。《红高粱》是1986年发表的,我拿到之后影印了十份,寄给台湾十个最重要的编辑。我说:“你们注意,伟大的小说家要诞生了。”我也向台湾介绍过韩少功、张炜,介绍过伤痕文学一些不大出名的作品。

  腾讯文化:你在《左翼文学熏陶纪事》里,谈到自己对左翼文学的复杂情绪:有憧憬,有怀疑,有抗拒,也被影响。能否具体谈谈这种怀疑和抗拒?左翼文学主题先行、意识形态至上的问题后来遭到许多质疑,但以当时的文化环境而言,想要对其保持警惕,并不容易。宗教思想(注:王鼎钧信仰基督教)在你对左翼文学的认识和接受方面,是否起了作用?

  王鼎钧:我不太喜欢左翼文学,但我当年是对有美好的想像,虽然我是地主阶级的“余孽”。当时真正的劳苦大众对于的认识很肤浅,真正对有认识的是读过书的人,都是地主家庭的孩子或者他们的父兄,出外读完大学回家的这种人。

  当初的左翼对于一切可利用的东西都利用,那个气派大得很。左翼文学就充分利用了基督教,说耶稣是最早的员,耶稣跟门徒过的是人民公社的生活这个《圣经》里面确实有记载,但是只有他们看得出来所有的钱交给一个人管,这个人就是后来出卖耶稣的犹大。耶稣说,你们有两件衣服的,要分一件给那个没有的人,“这是共产”。耶稣说,有钱的人不能进天国,不可以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个传统到了天主教就是他们的三大信条之一,就是贫穷,“越穷越光荣”,神父修女不能有财产,他在外面兼课、写稿,稿费拿回去都得上交。

  在《圣经》里面有耶稣的传记,表明耶稣是个双重品格的人他有的时候很温柔,很慈祥,很和气,喜欢孩子,充满爱心;有的时候很急躁,很极端,不太讲道理。 他的肚子饿了,想到一棵树上摘果子吃,但那不是结果子的季节,他火大了,对树说你怎么不结果子,你死了吧!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这么一说,那棵树马上就 死了耶稣是这样一个人。

  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这句话鼓励了多少人啊“是杀身体的人,不杀灵魂,杀一个以后,就出来十个,不要怕。‘一粒麦子若没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倘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后来基督教会分化,有的教会偏重温柔的、慈祥的、和善的、有爱心的基督,有的教会则偏重激进的、极端的、心胸狭窄的基督,这两个教会教出来的信徒不一样。有些基督徒非常难以相处,因为他学的是那个诅咒果树的基督。他们一天到晚祷告,说基督啊,你快来,你快快来。来干什么?“末日审判,叫你们都下地狱。”我母亲是基督徒,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她提过一个疑问,说我们为什么要祈祷基督快来呢?还有这么多人没得救啊,我们应该乞求他慢慢地来呀。你看,她就是崇尚另外那个基督的。

  我对左翼文学的警醒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警惕,我的政治觉悟没有那么高。我很内向,落落寡合,不能跟气质、性情不同的人周旋,我躲着他们,这是我的缺点,所以后来我在台湾也混不好。我没见过鲁迅先生,但是我见过他的信徒,我见过模仿他的人。跟他们那种气质的人相处,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就是“碰一碰,你就起一个泡”,所以我躲着他们。这是我不喜欢左翼文学里面某些文学的原因,包括鲁迅先生的杂文主要是说他的杂文。(原因)很简单,我那时候二十岁上下,没那么复杂。

  1988年,王鼎钧在中国地图前对年轻人讲说中国。因为写回忆录,他引来许多年轻朋友。他们在美国长大,对中国发生的事好奇多问(王风扬摄影)

  腾讯文化:你在书里也谈到不喜欢鲁迅的杂文,说你不喜欢鲁迅大概是气性使然,说“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怎样更好地理解你这段话?是因为鲁迅的战斗性使得他对人性与社会的认识失之片面和偏颇?你说的“读书变化气质”,似乎是评论界极少注意到的一个角度。

  王鼎钧:问得好,这段不容易答。我当初在《文学江湖》里写到我跟左翼文学的关系,说我看到那么一套书,我喜欢谁,不喜欢谁,我指的是那个时候的事。几年前有人采访的时候也问到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不应该妄议前贤,随便批评前贤不好,因为他们都留下了遗产,我们今天都是受益人。应该由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去讨论,而不是作家。

  王鼎钧:就像基督教一样,基督徒是不可以讨论上帝的,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有一种人是专门讨论上帝的,这种人叫神学家。有句话我也是从别人那里看来的:伟人的优点是他自己的,缺点是时代的。《三国演义》里有一个人给曹操看相,说他是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一个人,如果出好皇帝,出唐尧虞舜,他就是能臣;如果天下大乱,他就是奸雄。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在那个时代里,他必须做奸雄。

  我当初说不喜欢鲁迅,主要是因为他的杂文,《野草》除外。我说过我对文学有三恨第一恨是曹雪芹的“红楼”未完,第二恨是鲁迅的《野草》太少,第三恨是孔夫子“删诗”太多。据说原来有几万首诗(注:指春秋时期的诗歌,后来编入《诗经》得以保存),他老人家稀里哗啦都放炉子里烧掉了。孔老夫子这个编辑也太勇敢了吧?怎么删得只剩下三百首呢?

  王鼎钧:美国有个人很出名,《时代》杂志就是他办的。有一年他到台北去访问,有人问他,你办杂志的宗旨是什么?他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当你想办一个杂志的时候,你要想你希望你的读者变成什么样的人。

  2005年王鼎钧(左一)与哈金(左二)、夏志清(左三)、马克任座谈华文文学(张欣云摄影)

  腾讯文化:能否谈谈1930年代青年们组织的“读书会”?今天的读者对此了解甚少。

  王鼎钧:我在台湾被特务问过无数次:“你参加过‘读书会’没有?”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读书会”。其实这个读书会可能没有组织,没有形式,也没有会籍。有时候必须得有个名称,就给它叫“读书会”。那个时候,年轻人喜欢看书,在狭隘的、封闭的环境里面,这是年轻人非常大的享受。那个时候很难看到电影,很难看到舞台剧,知道有广播,但是没有人买收音机。只有文学书,能给他这种满足,而当时的文学作品就是左翼文学。

  年轻人勤学好问,读了书以后,见了面难免就要谈论谈论“这本书你看了没有?这本书有什么地方看不懂?走走,咱们去问问某人。”这个人多半是小学教员。如果当地有报纸,有杂志,他们就是报纸杂志的编辑,或者外出读书又回家当时髦乡绅的那种人。

  当时易卜生有个剧本,女主角叫娜拉,反抗大家庭,离家出走。在左翼作家的提倡推动之下,这个戏很红。我们没看过戏,但是都看过故事的介绍,看过对这个戏的讨论。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娜拉离开家庭到哪里去?茫茫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她的容身之地?这个时候读书会的人就会告诉你,她去陕北找了。巴金的《家》里,觉慧也出走了。到哪去?没地方去。尤其是我们在农业社会,不敢想象突然离开本乡本土,到外面去能做什么。读书会说,去陕北啊!那个陕北是广义的陕北,各地的解放区都可以。

  曹禺的《日出》你看了,会看的看门道,读书会告诉你门道。这个戏从头到尾有一个音响效果,就是劳工打桩打地基的声音。当年打地基是用人工,打地基的人是典型的劳工代表,抬起一个很重的石柱打下去,那个劳动量很大。整个戏都是“咚咚”声。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那是劳苦大众的怒吼啊,那是动摇资产阶级的根本呐,资产阶级的大地要塌下去了。曹禺不能告诉你这些,告诉你这些,他的戏还能演吗?读书会告诉你。所以我说文学是《圣经》,读书会是教堂。它要解释《圣经》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左翼文学变化气质、塑造革命青年。我不认为文学应该做这些事。我不认为这是文学家的骄傲、成就。

  腾讯文化:请继续谈你读书和学习写作的历程。你在抵台初期参加过张道藩先生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它虽然未能让你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但让你在这段时间获得了许多心得,习得不少技巧。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你的怀疑精神,胡秋原讲“人心理分析”,你认为同样适用于人。

  王鼎钧:我觉得我当时倒不是个怀疑论者。我在回忆录第二本中写我当流亡学生的经历。当时我接受训政时期的教育,那跟的思想训练差不多。

  人到了台湾以后,思想上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应该反对这是指反对1950年代、毛先生搞的那一套,反右什么的,那时候“文革”还没出现但是怎么反对?如果我们因为要反对必须跟一样,那我们做什么?这个结在当时形成了公开的论战。我在《文学江湖》里也多少写到了一点。

  腾讯文化:你在《文学江湖》里写到,胡适等倡导自由主义的人与当时军队中的人有一个大论战,就是围绕这一点来的。

  王鼎钧:但是无人能说出答案啊。胡秋原是主张要跟不一样,就是要相反。好,那么请问,怎么做?要不要军队,要不要特务?没军队,没特务,反什么共?连维持国家安定都有问题。有了这些,你不搞那一套,你怎么搞?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所以我在《文学江湖》里面讲,胡适只能当大学校长。这个小说创作组是1954年的时候,我在一九五几年就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其实只要反映这个问题,但是胡秋原很紧张,因为他怕人家说他是自由主义,那是当局的大忌。

  腾讯文化:这个问题是台湾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学家高华对你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台湾的处境。”隔了这么多年再回头来看,你是否还坚持这个论断?

  王鼎钧: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后来出现了冷战,出了和解,然后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嘛。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我们在台湾,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谁能做五十年后的打算?朝不保夕呀。军队到了台湾,没有房子住,又不许扰民,自己搭建房屋,劈竹编墙,涂上水泥,我们叫“竹骨水泥”。台湾有台风,这个房子是不能抵抗台风的,所以下面就有人提出台风来了怎么办,上面的回答是,你只要能住六个月就行了,你还管台风,说不定台风没来,先来了。

  那个时候,以我这样一个人,我只是在吸收、经历,只是在记载台湾经过的这样一个痕迹。我不能解决问题,也不是定下我的主张。我写的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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