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他所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的“风沙中的瘢痕”

2018-11-12 作者:admin   |   浏览(200)

  

  杂文的写作,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身份性标志。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同时进行小说、新诗和随感录等多方面的写作,但是很快地就告别了新诗,随后也告别了小说,惟是集中地写他的杂文。斗争的紧迫,心情的芜杂,已经不容他耽留在记忆和寂寞里了,因此,放弃创作而抓住一种便利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样式,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然而,反对他的人据此讥评他为“杂感家”,喜欢他的人也无不以他的中断创作为憾。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一样忽略乃至抹杀了鲁迅杂文的真实价值。

  的确,杂文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正如鲁迅指出的,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体。所谓“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文论家刘勰便把十六种文体划归杂文范畴,并且把它们都看作是“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

  在鲁迅那里,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相当于“杂著”,鲁迅说他编书时,“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就成了‘杂’”。狭义是文体的用法,准确一点说,是应当叫作“杂感”或“短评”的。鲁迅说:“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这里包括了三个要素:一是批评性,二是轻便性,三是随意性。作为一种文体,杂文因鲁迅的实验性的运用而变得更纯熟、更完整、更丰富,既富含思想又饶具艺术的意味,从而带上范式的意义。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他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不问而知,鲁迅杂文的首要特点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动性、直接性。他对杂文的要求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种对社会上日常事变的敏感,来自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这一根本立场不可能属于单一组织或团体的,而是人类的、社会的、民间的,但又是全然立足于个人的。惟其是个人的批判立场,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性,并藉此与强权者相对抗。

  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但是必须看到,鲁迅的战斗是个人性的,他的杂文不仅仅表现为观念和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有着灵魂的搏战,因此获得一种自觉的“荒凉和粗糙”,那为他所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的“风沙中的瘢痕”。

  其次是互文性。鲁迅杂文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从神话传说、文史知识、社会新闻、个人琐事,直至身体语言,由“面子”、头发、胡须、牙齿而腰臀、膝盖、小脚,简直无所不包。我们说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却并非是那类罗列知识的博学家;所有这些知识材料,在他那里都因战斗的调遣而作着十分机敏的处理。文本性、副文本性、超文本性,材料的交互作用,在鲁迅杂文中蔚为奇观,形成一个庞大而幻变的互动系统。

  我们注意到,鲁迅视“正史”为伪史而常常使用野史、笔记的材料;还应当看到,他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相对发达的条件,即利用新闻和杂闻的材料进行写作。尤其杂闻,那种无法分类、不合规则、没有条理、荒诞离奇竟或平淡无奇的事件,是鲁迅所重视的。当他一旦从某个边缘地带和反常状态中发现了它们,便迅即发掘那里的触及人类深层状态的隐匿的潜力,揭示控制人类生存的公开或神秘的法则,总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质。同野史、笔记的“反历史”(Contre-histoire)的使用一样,鲁迅对于新闻和杂闻的使用,将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到一起,目的则在于反现实。

  瞿秋白说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所谓“文艺性”,最大的特点是形象化的概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述,鲁迅常常使用两个手法:一是形象化,一是类型化。譬如说中国社会是“铁屋子”,漆黑的“大染缸”,说中国文明是“人肉的筵宴”,说权力者的精神毒害为细腰蜂式的“毒螫”,武力讨伐为“血的游戏”,专制统治的原则是“动物主义”;又称“吃英雄饭”的老英雄为“吃教”,称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有“创造脸”,是“才子加流氓”,他们对革命和文学的态度是“脚踏两只船”;称周扬等“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杂文中的许多概括性的说明,都运用了比喻,由此及彼,以使意义豁显;但也惯常地把本质性的特征直接抽取出来,划分类型或制造典型,单刀直入,十分精警。对于中国历史,他只须拿两句话来概括,便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这样的例子很不少。

  鲁迅说“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化手段,就是瞿秋白发现的,他在“私人论战”中使重要的论敌的名字变做了代表性符号,如章士钊、陈西滢、“四条汉子”等等,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

  所谓“知人论世”,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度的概括力,显然同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的深入认识有关,尤其在中国人的精神方面。所以,他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偏激性,也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点。他自白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还特意提出“偏激”与“中庸主义”相对论列。著名的例子是《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我以为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此,同“痛打落水狗”一类结论一样,招来不少谤议。

  其实,偏颇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并非出于公平和公正的初始状态,因此他必须向弱势者、反叛者或改革者倾斜。当群众因愚庸或卑怯而固守弱者的地位,甚至漠视乃至反对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人时,是特别为他所嫉恨的。他在《即小见大》中说:“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像《战士和苍蝇》《别一个窃火者》《拿破仑与隋那》等前后许多文字,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战士的孤愤。

  鲁迅杂文中备受注目的特点,恐怕莫如讽刺了。论战的文字自不必说,就算文化随笔,也不同于蒙田,论说人生也不同于培根,他缺少西哲的那份从容淡定,那份形而上,在自由言说中仍然迫不及待,随处闪耀讽刺的机锋。

  鲁迅的讽刺不乏直接的攻击,可以寸铁杀人,但是也有许多讽刺在隐蔽处闪现,尤其当他身处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如他所说,“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这类讽刺,在鲁迅那里常用于三种情况:一是好用反语,私人论战中应用尤广,或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完全的“推背图”式。二是隐喻,这是“钻网”的最好的法子。三是与此相关的影射。小说中的形象如《奔月》的逢蒙、《理水》的文化山上的众学者,都能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原型;杂文也如此,《阿金》之所以被禁止发表,鲁迅听说过,这同当局猜想影射第一夫人宋美龄有关。还有一种放大的影射,即是借古讽今,利用千百年专制历史的前后时段的相似性,顺利进入现实禁区。如说秦史、魏晋史和明清史,在鲁迅杂文中是比较突出的。

  讽刺这一手法,使鲁迅的杂文特别地富于生气,大大驱除了小说般的幽黯,而处处充溢着短促而明亮的笑声。托马斯·曼说,讽刺的笑声,正是“人文主义铁匠店里铸造出来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冯雪峰说鲁迅的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指出了诗意作为一个基本元素的存在,构成为其他杂文家的作品所稀缺的品质。事实上,鲁迅杂文中的诗意表现不只限于政论,还有史论,以至对哲学文化内容的渗透。在杂文中出现的诗有两种:一种是语言形式上的,如《圣武》《夏三虫》《小杂感》《无花的蔷薇之二》《火》《夜颂》《半夏小集》等,凝练、睿智,直接的启示或充满暗示。尼采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最后说的“最高的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仍然是尼采式的。还有一种表现是环绕涌流于字行中间的,那是作者的天生仁爱的外化,以非战斗的内涵契合于战斗,是一种人性化氛围,一种温和的气息,一种柔情,对整体的文字结构而言,造就一种内在的刚柔兼济的节奏。

  以上种种特征,是通过富于个人笔调的语言组织起来的。自然,无论何种文体,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叙述语调,但对杂文来说,似乎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没有像小说的情节,诗的分行,或戏剧的对白一般可以作为文体的显著的外部标志,惟靠笔调把自身同其他言论性文字区别开来。鲁迅把自己的杂文同创作分开,可能是从艺术想象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小说是虚构性的写作,杂文则是非虚构性写作,应当一样划归文学创作的。笔调是文学性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个人化、风格化的表现。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笔调是独异的,文白夹杂,庄谐并用,这在杂文中尤其突出。由于进攻性的需要,又因为心性孤傲,视群敌为无物,所以锋利,明快,洗练,激越而又从容,有清峻通脱的一面;但是,由于文化环境的险恶,执拗地反抗屈从而不得不作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所以文风也有很平实沉着的方面。加以天性多疑善怒,行文不免常常流露质疑和抗议的语气,频频使用诸如“然而”“却”“究竟”一类连接词,形成鲁迅时常自称的“吞吞吐吐”“弯弯曲曲”的风格。

  鲁迅的杂文,不但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对于后者,郁达夫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

  “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重庆时时彩登录

  至于同样为郁达夫所说的,杂文中“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的史的意义,就更不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