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晚上也重庆时时彩官网平台睡不踏实

2018-12-03 作者:admin   |   浏览(91)

  东方网9月9日消息:据《新闻晚报》报道,在大学校园里,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既关心学生的学习,也留意学生的生活和心理;既是老师,也是保姆,更是哥哥、姐姐……他们就是大学辅导员。

  目前,上海约有5千多名专兼职辅导员,其中专职辅导员占六七成。在教师节前,记者走访本市多所高校,了解这些大学生“生活导师”、“精神导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现为复旦党委书记的秦绍德教授也曾经担任过辅导员。那是1982年,秦教授留校以后,担任了两年本科生辅导员,教授《中国新闻史》。在回忆那段当辅导员的时光时,他说:“两年的辅导员工作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带的是新闻系82级学生,和他们一起住6号楼,他们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朋友。每天早上六点半,我会去敲他们男生寝室的门,把他们从床上‘揪’起来,叫到操场上去跑步,晚上和他们一起聊天。很高兴的是,他们现在都工作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特别是有不少人已经在一些主要媒体担任领导职务。”

  沪上某报社资深编辑黄女士就是秦教授当时的学生之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新生报到那天,我爸爸妈妈送我到学校,在寝室里和我一起装蚊帐。装到一半,秦老师敲门走了进来,同我和爸爸妈妈打招呼,简单聊了会儿天后,又转去隔壁寝室。等到第二天辅导员和我们正式见面时,我发现他已经将我们全部70多人的脸和名字都对上了号,就这个小小的细节,让刚进大学的我佩服得不得了。”对于辅导员这一工作,秦书记认为非常有意义,是值得为之辛苦、为之付出的。“优秀的辅导员对待工作,都有事业感和使命感,带着爱心去做工作。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现为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顾莺老师是位“70后”,有4年辅导员经历。“我们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有飞信、人人网、微博等。更多的需要发短消息、发邮件、跑寝室。我还记得我带的班大四那会儿,我每天安排同学去就业指导中心把相关就业信息抄写下来张贴到寝室楼里。平时有事情要通知,我也只能根据课程表,找到上大课的时间,提前到教室里等学生。”

  顾老师说,当时她班上一共有108个学生,只能靠一间间跑寝室,主动找每一位学生谈心。她还记得大一结束后,她给班上每位学生布置了作业,要求学生回去后,每人给她写一封信,谈谈自己在大学读书一年来的感受。“我接到学生的信后,很认真地一封封回信,把一年时间里对他们的印象告诉他们,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被关注着。此外,班里还有一本班级日记,平时以寝室为单位,让学生轮流记录。现在这本日记我还保存着,准备等他们毕业十年回母校的时候再拿出来给他们看。”

  2001年本科毕业后,刘昕(化名)就留校做了辅导员。那时候松江大学城还很荒凉,附近有许多建筑工地,“我们女孩胆小,有时与学生聊到很晚,要大家结伴才敢回寝室,在无聊男生的口哨声中,一路小跑着回去。”

  “我们几乎24小时待命,还要轮流住在学生寝室里值班,就像一个大保姆。”刘昕说,教室里就连没粉笔这样的小事,学生都会来找辅导员。有的老师上课堵车迟到,辅导员还得赶过去“救场”。即便是晚上也睡不踏实,“那时候,深更半夜陪学生去医院看病也是常事。”

  一边做辅导员,刘昕还在一边准备考研。“那段日子真的很苦,繁琐的事情实在太多,靠脑子已经完全记不住了。”刘昕说,她为此准备了一本记事本,上面每天的工作都写得密密麻麻的,“我本身就有点神经衰弱,自从做了辅导员后,就更加严重了。”

  由于整天围着学生忙,又一直在郊区,根本没时间谈恋爱,“我结婚都是在转岗以后。”刘昕说,当时做辅导员收入也有限,基本工资加上补贴,也就2000元左右。“跟我同期毕业的大学同学,他们的月薪起码3000元起价。”在刘昕看来,尽管累,但不少毕业生到现在还保持联系,“这可能就是辅导员这项工作最有意义的地方。”

  2008年时,上海大学文学院只招一名辅导员,而求职简历有上千份,韦淑珍最终脱颖而出,“当时我也投了不少简历,不过都是一个同方向:高校辅导员。”韦淑珍现在带2010级文学院社会学系的211名学生,工作三年来,在校期间平均每天都要和二三十名同学接触,“事情虽然繁琐,但每次沟通后能给学生解决困难,自己就感到很值得。”

  韦淑珍说,有名大四女生小邱来找她,她看到身边同学或考研,或求职,自己却没有方向,非常焦躁,甚至产生跳楼的冲动。韦淑珍随即陪她聊天,送她回寝室,陪了她一夜,聊了很久,次日又帮她联系了专职心理老师。寒假,韦淑珍又送她回杭州的家。在长期沟通之后,小邱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精神逐渐开朗,毕业后也从事专职辅导员这一职业。

  “辅导员这个职业有108件具体工作,比如党建、帮困、心理疏导、迎新……”韦淑珍笑着说,这里的数字并非虚指,她刚工作的时候,真的听过一位老辅导员归纳总结出108件具体事情。刚工作的前两年,辅导员往往还须“住楼”,即和学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一周七天“同吃同住同学习”。

  邱娟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名辅导员,这几天,有不少她带教过的大学毕业生来看她,并问她,“能不能以后不叫你‘老师’,叫你‘姐姐’呀?”邱娟一听就答应了。在她看来,能被大学生们看作知心姐姐,是她得到的最高褒奖。

  让邱娟难以忘记的一件事是,一天晚上,她带教的一名07级学生突患肠梗阻,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把学生送往医院,并拨打了这名外地学生的家长电话。学生的父母不在,辅导员就是他的亲人。那天夜里,邱老师在医院里陪了学生一个通宵。当学生的父母从老家赶到医院,看到邱老师就陪在孩子身边时,他们紧紧握住辅导员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所以做辅导员要时刻准备着,一有突发事件,就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邱娟说。

  除了健康问题,学习也是辅导员们的一大关注点。一些学生经历了高三的拼搏后,进入大学后放松了自己,特别是一些男生,沉迷于网络游戏,导致功课跟不上。于是很多辅导员会在晚上“暗访”男生宿舍和学校周边的网吧,看他们是否在打网络游戏,并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不要玩物丧志。

  上海海洋大学的辅导员邹明明觉得做辅导员苦中有乐,“因为每天和学生打交道,我觉得自己心态特别年轻”。但他也坦言,辅导员除了工作量大,辅导员的心理压力也比较大。“我们每个辅导员要带教两三百名学生,一个学生也不能出问题。然而近年来,学生中的‘极端事件’时有耳闻,所以我们感到责任重大。”邹老师说。

  据了解,做了辅导员后,家庭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辅导员工作需要长期住校,而且不少学校在郊区,所以很多成家不久的辅导员过着夫妻双方“分居”的生活,特别是有些老师的孩子很小,如果其配偶的工作也很忙的话,就很难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因此,受访的辅导员希望能适当提高他们的待遇,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可,让他们的付出得到更相称的回报。

  1984年出生的小秦(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姓)目前是松江大学城一所高校的辅导员,他要带将近180个本科生。小秦笑称自己是这180个学生的“保姆”,体检、选课、领书、四六级考试报名、评优“事事关心”。小秦说,“我们行业里有个说法,即使你一天工作24小时、全年无休,也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做完。”小秦说。此外,小秦还是一位助教,但由于主要精力都投入学生工作,他无法利用完整时间搞科研。因此,小秦只得在晚上、周末尽可能多挤时间泡在图书馆,连女朋友也只能一周见一次。

  说到女朋友,小秦另一个烦恼是房子。他的基本工资有2000多元,还有学校发放的郊区补贴,满打满算4000元。“现在松江这里的房子都要17000、18000元一个平米了,对我们来说,买房是挺遥远的事。”然而,即便经济压力、科研压力压顶,最令小秦焦虑的是因社会认同和职业荣誉缺失。

  复旦大学辅导员徐之平有个困惑,那就是“如同本科生对在就业、升学还是留学中作选择一样,他身为辅导员任期结束后,究竟是到外面找工作还是留在学校呢?徐之平坦言自己还没有想好。一方面,他热爱这个岗位,另一方面,身为男生,他不可避免地有买房的压力。在上海房价节节攀升的当下,如果仅靠辅导员收入,要买房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有时候,他会再去找他的辅导解惑,想寻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很多高校里,辅导员岗位流动比较快。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辅导员素质越来越高,很多表现工作出色、表现优秀的辅导员很容易会被各院系部门挖角,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辅导员岗位留不住人才的尴尬。

  在许玫老师看来,辅导员岗位的最大问题还是很多学生对未来辅导员岗位发展前景缺乏信心而有所担忧。

  现在辅导员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走学术骨干方向,还有一条则是党政管理干部路线。然而,对那些两条出路都不适合的辅导员来说,如果一直从事辅导员岗位,很可能会产生职业倦怠等消极心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注意到这点,并且已经着手培养辅导员的实践研究能力,开辟第三条通往‘辅导员专家’的职业发展方向的通道。”许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