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离开卡皮电影公司前往苏联重庆时时彩官

2019-03-18 作者:admin   |   浏览(149)

  编者按:尤里斯·伊文思(1898年—1989年),荷兰导演、编剧、制作人。他曾经到访苏联、中国、越南并留下了大量纪录片,代表作品《四万万人民》、《西北风》、《风的故事》。1930年,他首次访问苏联,并由此开启了他与的不解之缘。

  伊文思在精心的安排中顺利地抵达苏联,然而,他在那里所看到的远远超出了他最大胆的预想。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革命的狂热。他认识了很多电影工作者,他的影片在各处放映,有不少报刊报道,还举行了许多场关于他的影片的公开研讨会。他受到的接待很像是一场有组织的被安排的活动,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他所遇到的人在意识形态上都高度一致,从而可以看出这次活动的组织痕迹非常明显。

  在寒冷的莫斯科,他被安排在谢尔盖·爱森斯坦的一个非常舒适的公寓里住宿。爱森斯坦这位著名的大导演曾在阿姆斯特丹为荷兰—新俄罗斯社团做过一次演讲。伊文思应该是在此之后在巴黎遇见过爱森斯坦,当时他和杰曼·克鲁尔一起在巴黎游逛,并在几个酒吧里拍摄一些素材。爱森斯坦的助手,也就是他未来的妻子佩拉·阿塔斯娃(Pera Attasheva)是伊文思在莫斯科的向导兼翻译。对伊文思来说,这次莫斯科之行“像是一个童话故事”。

  伊文思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特维尔(Tverskaya)一个可以容纳250名观众的革命博物馆。屋子里面挤满了人,还有数百人被清退出来。这次见面会由普多夫金主持,他在一篇文章中评价了这位荷兰客人的影片。普多夫金相信《雨》和《桥》两部影片证明了尤里斯·伊文思是一位严肃的电影工作者,在捕捉摄影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具有杰出的纯粹的表现形式,但是,只有在《须德海》这样的影片中,伊文思的电影才真正拥有了血肉和生命,因为他终于打破了此前他电影中那种模糊的、美学上的自由,完成了一个转变,《须德海》是一部反映活生生现实的电影。

  苏联放映了伊文思的影片《桥》《雨》《打桩》《须德海》以及其他同事的几部荷兰电影。他也带了《浪花》,但是他有些担心这部影片的质量就不想放映了,因为观众中有一位莫斯科电影圈的行家里手。在莫斯科的每一天,他都在不同的社团或组织中放映一两部电影并进行交流,从商业俱乐部到红裁缝俱乐部。红裁缝俱乐部是运输工人们聚在一起看电影的地方。返回荷兰后,伊文思告诉一位记者,在苏联那种一成不变的亲密会见就像是“一种考试”7。这些会见都是既定的:委员们坐在台上,讲话、放映、观众直接提问,最后,他们会进行各种方式的投票,这个投票体现了他们对目前放映作品的观点。在这些见面会上,这位来自荷兰的客人同时受到了赞扬与非难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苏联的新闻媒体也在高度赞扬与激烈的批评之间摇摆:“伊文思在一个阁楼里剪辑他的电影。剪辑时他所使用的监视器只比邮票大一点。结果,他的作品被禁......当然,伊文思的电影对苏联电影工作者和观众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观点很朴素,而且他拍摄的影片具有很高的技艺水准。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伊文思的电影,因为他所运用的是独创的工作方法和新颖的拍摄方法,他的电影拍摄费用低廉。”一份杂志这样写道。然而另外一份杂志却这样报道:“伊文思的兴趣并不在人民身上。他迷恋的是工业客体所透射出的冰冷的美。伊文思热衷于对拍摄对象盲目崇拜到近乎神秘主义。他的电影《桥》就是工业至上主义的体现。”记者想知道伊文思会站在激烈争论的哪一边,并提示他要选择“为正在解放人类而斗争的阶级”。

  伊文思对这种批评非常敏感。在革命博物馆的放映会上,他详细介绍了电影联盟的缘起以及《桥》和《雨》在拍摄实践中类型化的特征,现场的一些观众指出《须德海》只表现了一点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为自己辩解说,这部电影是由社会民主联盟工会委托摄制的,他别无选择。这次见面会的报告这样写道:“令伊文思同志深感骄傲的是,这部电影描述的不是管理者也不是工程师,而是工人。他不得不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而在苏联获得好评,尽管在荷兰社会被视为非常革命的党派。”在荷兰,他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是继续他目前的工作还是直接追求革命道路。他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表明了在他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于是,他别无选择地要么继续他以前所从事的工作,要么留在这里工作”。

  伊文思解释说在资本主义环境中拍摄电影受到很大的限制,是否真的存在这种情况是令人怀疑的。“不是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表现荷兰的工人阶级在苏联中的发展”,他这样的观点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在与电影学院学生的放映见面会上,他赠送了一台徕卡摄影机给学生们,他说人们并不期望“一位荷兰导演描述他所看到的,因为他可能会立即被驱逐出境”。他努力在他的作品中夹带一些强化阶级对比的影像,但他接着指出,你不能长期保持一种走私犯的身份。于是,“要么是荷兰的环境发生变化,要么我必须离开”。

  事实上,荷兰的电影审查中央委员会对荷兰电影公映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措施,但也有例外,任何电影都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放映,观众甚至多达500人或1000人。而伊文思的电影没有一部是必须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放映的。伊文思所说的是他的苏联观众想听到的,但他自己也相信,荷兰的情况就像他在莫斯科所讲的那样黑白不分。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这时正值他在荷兰受欢迎的程度达到顶峰之际,他第一次开始考虑将会对他未来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这两种想法:在自己的祖国已经不再有适合他工作的地方,而在苏联工作对他来说将会更有意义。

  伊文思在苏联工人放映会上所讲的是电影同人们和新闻媒体经常秉持的观点。观众问他为什么很少呈现社会问题以及缺乏相关的信息内容,如修筑荷兰大坝工人的工资、《桥》中经过那座大桥的火车、“五年计划”中承运的吨数等。2月6日,有将近七百名建筑工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建筑工人之家观看《须德海》。肯定是在这次放映会上,一些观众说这部电影不可能是一个资本家拍摄的,因为影片所表现的劳动景象是通过工人的眼睛来展现的。伊文思对这样的评价感到特别高兴。这次见面会最后形成的决议是:“尽管电影不可能捕捉到工人生活的全部情节,却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荷兰建筑工人在非常严峻的环境中被迫劳动,忍受着资本家各种制度的压榨,这违背了孟什维克联盟的领导。我们了解清楚这些情况之后,现在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技术落后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境况相对来说更好。”

  尤里斯·伊文思(左)和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在莫斯科

  建设联盟的新闻报刊《三人小组》(Troika)投入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邀请伊文思来摄制一部关于苏联正在建设的一个重大工程的电影,譬如第聂伯河大坝的建设。伊文思答应尽快返回苏联着手拍摄,接着,他在苏联南部访问了几个星期,花了两天的时间实地考察、评估他计划要拍摄的地方。伊文思和索弗克努(Sovkino)达成协议,他将于10月返回苏联摄制一部他发自内心想拍摄的纪录片。我们现在不大能确定这里所谈的拍摄项目,就是他后来在苏联拍摄的那个《共青团之歌》的项目。

  身着一件长款黑色皮大衣,一副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装扮,伊文思带着自己的影片在苏联巡访了两个月。他访问过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罗斯托夫、敖德萨、巴统、第比利斯、耶烈万和巴库等地,参观了电影制片厂、工厂、国营农场、学校和影院。在访问期间,他曾写信给莫斯科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说:“我正在通过更高的眼界和必要的距离来认识西欧。那里的任何事物都是枯燥和没有希望的,而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生机勃勃和充满人性。”在列宁格勒的莫斯科弗斯卡—纳夫思基大厅(Moskovska-Narvsky House),他给光荣的普提洛夫(Putilov)工厂的干部们放映了他的电影,但他们对影片的热情远不及他们所领导的工人们的热情高。“我们的工人非常熟悉清淤作业和建筑大坝。”始终在现场观察的伊文思总结说。他们对放映的影片不甚满意,是因为影片中没有包含“那些我们并不熟悉的西方技术的特别之处。我还注意到,崇拜工业和机器的伊文思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他的影片的走向......那种机器的视点对于工人而言当然是陌生的,成为他们接受伊文思电影时的障碍”。相对而言,这位来自荷兰的客人在列宁格勒的列那克大厅(Lenarch House)为知识分子们放映他的影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由导演里奥德·特劳伯格(Leonid Trauberg)介绍了要放映的电影,在放映过程中观众多次鼓掌欢呼。报道说“几部影片形式上的特征受到了观众的赞赏,尤其是《雨》”。

  访问乌克兰并与著名的电影诗人亚历山大·杜甫仁科的会见是伊文思苏联之旅的高潮。杜甫仁科对影片《浪花》给予了出人意料的热情评价,杜甫仁科还把他的影片《土地》(Earth)第三部的拷贝送给伊文思作为交换。在第比利斯,伊文思和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进行了交谈,米哈伊尔因为摄制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雁南飞》(The Cranesare Flying)而闻名世界。这位格鲁吉亚人后来成为尤里斯·伊文思和海伦·范·东恩在洛杉矶结婚时的证婚人之一。在参观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时,一个临时演员听说这位荷兰客人会说法语。“他立即用法语和我交谈,流利而兴奋地讨论各种事情,最后说他希望能再有机会说法语。事后导演告诉我,那位荣幸和我谈话的人是一位前高加索公爵或类似地位的人。”回到荷兰后伊文思这样描述这件事。

  格鲁吉亚人是首次观看《雨》而感动得流泪的观众,而亚美尼亚观众则对《须德海》惊讶得合不拢嘴。一个施工负责人问伊文思围海建造那样一块田地需要花费多少资金。听了花费总额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提出在亚美尼亚以一半的价格就可以改造同等面积的土地,并邀请700万荷兰人来定居。

  令人遗憾的是伊文思必须回家,他在卡皮的工作需要他,在荷兰未完成的电影也在等待着他。“但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渴望把关于苏联的情况告诉给我们荷兰人。类似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在苏联的旅行中,他用自己的Kinamo摄影机拍摄了一些素材,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把这些素材与一些过去的苏联电影片段剪辑在一起,制作了一部八分钟的短片《苏联新闻》(Newsfrom the Soviet Union)。他还请求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他提供一些苏联影片以便他在荷兰进行演讲时使用:“请以艺术电影的旗号来保护我的半政治性作品。你明白我的意思。”

  1931年10月9日,伊文思离开卡皮电影公司前往苏联,等他再回到荷兰工作时,已经是35年以后的事了。在这几十年中,他在国际运动中做了漫长的旅行。

  “在你成为党员之前,群众组织会检查你是否是严肃认真的。”伊文思说。他被认为是合格的,莫斯科的前党馆保存的一份文件证明:1931年伊文思加入了荷兰(1935年更名为CPN),直到1936年,他一直是一名党员。根据同一份文件,他在荷兰不是一位“激进主义分子”,但作为一名电影人,他为“国际红十字会荷兰分部”和“苏联之友”做了大量工作。39马克·科尔索夫也加入了荷兰组织,他坚持认为,就惯例而言,伊文思并不是党的基层组织——工厂或社区党组织的成员,因此,他只是一名党外人士。伊文思的入党介绍人是杰拉德·琬特(Gerard Vanter),他是党报《每日论坛》的前编辑和“苏联之友”的主席,是荷兰与莫斯科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年轻的卢·列希特维尔德充当他们两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联系人,根据列希特维尔德回忆,伊文思非常敬畏琬特。40伊文思向中央委员会委员亚历克斯·德·莱乌(Alex de Leeuw)请教意识形态的问题。他的党费由阿里·范·普尔吉斯特(Arie van Poelgeest)收取,普尔吉斯特是一个驳船手,后来在西班牙参加战斗。无论什么时候,荷兰都会紧抓各种筹资活动,范·普尔吉斯特谈到伊文思时说:“他是一头奶牛,我们需要他提供很多的钱。”

  一旦参加运动,尤里斯·伊文思就感觉到“一种新的激情,那更有力更重要,也就是说,我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世界革命先锋的一代”。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人际关系上,而且,似乎他的乌托邦信仰部分地替代了他对人际关系的考量。现在,他有了一个可以献身的固定事业。他和的关系变得像他小时候的情形一样:他的父母曾经很慈爱地规划了他的生活蓝图并期望他为家族的利益着想,这个角色如今在政党和工人阶级中得到了实现。反过来,他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归属感以及一种令人欣慰的阐释世界的基本概念。“我并不很喜欢怀疑,我需要能够活下去的确定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从参与运动的过程中,从一种政治的信仰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伊文思那种近乎童真般的信仰与他在组织中切身感受到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他不是运动中的边缘人物,而是作为一位电影人置身于运动之中,并推动这场运动的形成。伊文思的性格不适合做普通追随者的角色;他非常务实,更多的兴趣在于实践而非理论反思。

  20世纪3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分享了他的信念。那是一个和不同意识形态显锋的时代。有组织的劳工是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选择资本主义阵营或者社会主义阵营似乎是迫不及待的事情。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短,它所产生的深远后果还不是非常明朗。没有什么合理与不合理,伊文思后来借《比翼双飞》(The Air Du Temps)来说明他当时的情况。事实上,他也很少留意他的朋友阿瑟·莱宁和杰曼·克鲁尔的观点,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伊文思和父亲在奈梅亨散步时,父亲曾告诉他有关自由进步的理想以及科技发展都是为人类服务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不正是他父亲的逻辑思想的延伸吗?难道他父亲没有告诉过他建设一座钢铁厂不是迈向解放全人类的一步吗?苏联无产阶级投入全部的力量到“五年计划”中,这不正是系统性地实现人类进步的梦想吗?苏联的工人阶级正在塑造着这个新时代,伊文思的技术背景使得他对这类事情有特别的好感。在和苏联工人交谈中,他们能清晰简洁地表达自己的理想,这使伊文思更加坚定了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在第一次访问苏联的一次演讲中,伊文思说:“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掌是通往苏联的护照。”

  他的情况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那些富裕的年轻人:穷人的凄惨境况与他们的富裕形成非常鲜明和强烈的对比,以至于他们自己都觉得有些卑鄙。伊文思出生于顺境中,他渴望生活中出现一些逆境。对伊文思来说,马尔斯曼的一段话不无道理:“壮丽和动荡是我渴望的生活!你们听着,父亲、母亲、世界、停尸房!”无产阶级的生活不仅需要牺牲,而且需要信守热情和冒险的诺言。

  从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起,伊文思就坚信:作为一个电影人,他的未来将要献身于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他在《活着的审查》(Reue Des Vivants)中写道:“因为过分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艺术态度,欧洲并不欢迎纪录片的社会效应。因此,我认为我的观念和电影理想只有在苏联才能实现。”